【生態聚焦】
　　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本質是如何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產，生態價值體現為經濟價值。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從目前各地的實踐來看，政府這只手作用發揮較好，市場這只手作用發揮還不夠，特別是企業和社會各界的參與不足，市場化的自然資源定價、交易機制仍不完善。

　　
　　破解保護與發展矛盾的獨創概念
　　生態產品包含自然要素以及由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形成的經營性產品。相應地，生態產品價值可分為需要補償的生態價值和可供交易的經濟價值。生態產品是我國提出的獨創性概念，與西方的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等概念有共通性，區別在于生態產品突破了“唯經濟論”和“唯生態論”，強調在保護生態的基礎上更好地獲得經濟收益，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破解保護與發展的矛盾。
　　根據生態產品的屬性，可以將其劃分為三類：一是具有純公共產品屬性的生態產品（例如森林、濕地、河流等），具有非排他、非競爭性，無法界定產權，主要由政府主導進行保護和修復。二是具有私人產品屬性的生態產品，生產和消費對象明確，包括生態農產品、工業品、服務業產品，可以企業或個人為供給主體，市場價值可直接通過市場交易實現。三是介于二者之間的準公共產品，涉及主體眾多、利益復雜，需要多元治理、協商共識，尋求利益最大公約數。在確保生態產品生態價值的前提下，將生態資源對接市場需求，將自然資本對接產業資本，可實現生態資源增值，充分發掘生態產品帶來的經濟紅利。
　　生態產品市場化存在瓶頸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有效轉化”。實踐中，福建省南平市、永春縣以及浙江省麗水市、衢州市、湖州市等地都在因地制宜探索市場化的轉化模式，但在推進過程中均不同程度遇到瓶頸，主要表現為：
　　一是合法化權屬的問題。生態市場交易的前提是產權清晰而合法。由于自然資源產權制度不完備，生態產品市場化推進中經常遇到生態資源產權界定不清，一些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租賃權沒有法律意義的合法抵押、交易權限；有的企業與縣、鄉政府、村集體簽訂合約，有時投資做好了，實際擁有產權的農戶卻反悔收回，企業和社會資本為了規避風險只能放棄投資開發。
　　二是標準化定價的問題。生態產品的價值到底有多大，是能否科學有效推進生態產品市場化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面已有一定探索，但標準不一致、方法不統一、可比性較差，每項產品與服務的經濟價值缺乏科學性的估值、標準化的定價，從生態資源到生態資產的轉化變現缺少依據。福建南平“生態銀行”在實踐中發現：大部分后端交易未能進行充分競價，基本上是買方市場，流轉價格由市場主體主導；部分以現金或股權作價的過程，公開程序履行不到位，未將流轉價格按程序進行公示、聽證、所有者主體確認等；價格未能充分體現生態環境的外部性與外溢價值，基本上都把資源當作單一元素，未考慮將資源所在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態系統作為統一整體進行綜合定價等。
　　三是多元化補償的問題。目前，生態保護標準和成本越來越高，而各地對跨地區生態補償的依據、標準及方式等尚未達成共識，對“為什么補”“誰補誰”“補多少”“如何補”等問題尚未理清楚，對于承擔重要生態保護任務的核心生態保護區、重點生態功能區等作出的貢獻價值、應該得到的生態補償沒有統一的評估和標準。與此同時，補償的方式單一、標準普遍較低，沒有真正做到“誰受益，誰補償”。許多上游地區是生態保護任務重、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地區，普遍感到保護壓力大，保護的積極性受到影響。
　　生態資源如何變成生態產品
　　各地的實踐創新為探索生態產品市場化機制奠定了良好基礎。
　　2017年起，福建省南平市通過借鑒商業銀行“分散化輸入、集中式輸出”模式，在前端對碎片化自然資源進行摸底、確權、評估、儲備，將資源使用權、經營權等集中至“生態銀行”運營機構，實現“資源變資產”的轉化；在后端通過股權合作、委托經營等方式，引入優質運營管理企業，撬動資金流入，兼顧高水平開發和資源保護，通過綠色產業項目投資收益獲得回報，實現“資產變資本”的轉化。“生態銀行”本質上充當了生態資產和綠色產業之間的資源、信息和信用中介。目前，南平市已因地制宜探索順昌“森林生態銀行”、武夷山五夫“文化生態銀行”、浦城“土地生態銀行”等多種運作模式，在資源精細化調查、全域化整合、多元化增值、產業化變現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浙江省麗水市通過在全市開展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客觀反映出生態系統對人類福祉的貢獻，將GEP作為生態保護成效和績效考評的指標，為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提供科學依據。此外，南平市和麗水市還分別設立“武夷山水”和“麗水山耕”區域公用品牌，打通生態產品溢價增值的通道。生態資源富集地區優越的生態環境生產出眾多綠色優質的農副產品，但普遍“養在深閨人未識”，好產品賣不出好價錢。兩地通過統一質量標準、檢驗檢測、公用品牌、營銷運作，以品牌建設倒逼品質提升，讓優質產品“有身價”，實現了生態產品的溢價。
　　針對生態產品市場化改革中遇到的瓶頸，各地還應在加快確權登記、建立生態產品目錄清單、制定生態產品價格評估標準、實施生態價值核算、推進多元化生態補償等方面深入探索。
　　夯實調查確權基礎。落實好農業農村部門牽頭開展的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自然資源部門負責的農村房屋權籍調查與國土三調、各部門分散管理的政府投資資產的清查等工作，標準是要達到可發證級別。
　　完善作價方法。建立健全林地、耕地、茶山等資源評估核算，規范評估流程。加快研究制定基準水價，分類建立水價計算評估模型；探索推廣資源整體資本化，統籌考慮資源外部環境、項目業態、投資效益等因素，系統評估區域資源整體價值。
　　構建支持自然資源資產運營的金融體系。引導財政和金融政策配合，在貼息、稅收、擔保、上市等方面建立金融進入綠色產業的激勵機制，發揮好綠色債券、綠色基金及生態資源產權市場等直接融資渠道。
　　創新生態補償的市場化手段。通過金融工具設立水基金，推動排污權、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達到減排有收益的目的。根據跨流域生態補償有價可詢、有據可依，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探索建立可量化可計算的上下游生態保護補償辦法和標準，充分調動各方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為建立健全跨區域“共抓大保護”機制探索經驗。
　　選準做優與生態資源相得益彰的綠色產業。推進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把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生產力布局、保護、改善相結合，實現生產和生態的良性循環。
　　（作者：李宏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教授）